冶煉的改變，進行了一段時間，雖然還沒有徹底的完成，卻已經擁有了應用的基礎，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，冶煉同樣是如此。

未來，只要定海軍初步的發展起來，擁有了一個城市的基礎的時候，趙信肯定會對冶鐵高爐進行建造，註定要被淘汰的落後技術，趙信也是差不多就行了的。

第一批人員已經陸續上船，還有一些手續需要完善，保州現在，負責的是歐陽修。

歐陽修來到保州之後，跟趙信的交流很少，卻還是知道趙信是誰，他甚至提前知道的，不過是幾千人的遷徙，他大手一揮，寫下了通關文書。

一切就緒，只欠東風了，趙信再也不是孤身一人的穿越者，而是有數萬，甚至是數十萬的追隨者。

離開了保州城，趙信專門去看了韓琦，保州候的身份，讓他沒有怎麽通報就見到了韓琦，韓琦有些落寞，趙信知道是為什麽。

慶歷四年，發生了許多的大事，有上升到國與國關系的，也同樣有關羽朝廷時局的。

跟韓琦關系最大的，就是變法的結束，從慶歷三年開始變法，只是支持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，實際上，在韓琦被派往保州的時候，就有些苗頭了了。

保州兵變立下大功，哪怕有趙信分潤功勞，他都是作為軍事方面的統帥，順利的，在短時間之中，就解決了保州兵變，這一點的功勞，誰也搶不走，應該回京遭到重用，可是按照他的渠道得到的消息，哪怕現在的朝堂，因為立儲的事情，變得有些混亂不堪，也應該通過關於他的任命，可是這個任命遲遲沒有下達。

遲則生變，韓琦現在的資歷，不可能現在就接樞密院使這個職務，可是回歸朝堂，哪怕還是為樞密副使這個職務，也可以為新法更加做一定的幫助。

沒有，任何消息都，一直都懸空，甚至是新法大部分的官員的權利，都開始被削弱，最開始是以立儲，和其他的事情的，韓琦是何等的敏銳，他很快就看出來了這其中的不同。

仁宗的心變了的。

北宋的朝局，就是這麽的奇怪，皇帝被大臣們的權利限制，皇帝不能夠決定一個大臣的生死，卻可以決定一個大臣的權力，看起來很矛盾，實際上，一點都不矛盾。

皇帝想要無故處罰，甚至決定一個大臣的生死的時候，這是關系到了大宋的基本國策，刑不上士大夫，官家於士大夫共治天下這個鐵律，一定會遭到所有士大夫反對。

這樣的話，當皇權跟相權，起了根本的沖突的餓時候，對於皇帝而言，是非常不利的，他也不可能通過這樣的旨意。

可是針對相權，在不動用國本的情況下，對相權進行調整，確切的說，是讓誰當首相，讓誰不當，卻是可以由皇帝決定的，任何一個首相都有反對者，都是一方勢力，只要因利是導，這一點還是比較容易的。

這也是仁宗在位期間，首相不停的改變的根本原因，從仁宗看中範仲淹，委以重任，調回中樞，到現在，仁宗心態改變，開始逐步的清理新法的羽翼，韓琦就知道，大事不好了。

可是偏偏，他卻沒有辦法，新法的根基很淺，為首的範仲淹，雖然背負天下名望，卻只是一個樞密副使，甚至因為品格的關系，只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他一個新晉的韓琦，都可以成為中堅，完全沒有一個可以成為中流砥柱人員。

一切新法的實行，都是依托著皇帝的支持，一旦皇帝的心態改變，新法也就成為無根之木了。

韓琦感覺自己，如同網在網中的蝴蝶，越是掙紮，網就拉的越緊。

“看來韓相是很不甘心！”趙信對於韓琦心中的想法，是心知肚明的，也就是年輕的官員才有這樣的毛病，有追求，有渴望，有堅持，一旦積年日久，那麽就只剩下對權利的渴望了。

果然，韓琦點點頭說道：“是啊，都到了這番天地了，還有什麽可以退的。”

“不，希文先生有些太著急了，治大國若烹小鮮，走的太急會扯到蛋。”

兩句話，一句話精妙深入，是道德經之中的文字，帶著濃濃的文采，另外一句，粗俗不堪，讓人難以嚴明，可是兩者結合在一起，卻也不無道理。

韓琦實際上，也感覺到了有些不對，可是怎麽不對，他說不清楚，章得象和賈朝昌他們最開始支持新法，可是慢慢的，他們似乎懈怠了，有些投機耍滑。

得到了仁宗的認可，範仲淹可以主持新法，是實際上的宰相，真正的首輔是的章得象，輔相是賈朝昌，韓琦和範仲淹都是一樣，樞密院副使，跟真正的宰輔，還差太遠。

這兩個人一個人是首相，一個人是副相，是朝廷之中的中堅，哪怕仁宗看中範仲淹，把他推上了位置，可是名義上，這兩者身份，遠在範希文之上，這讓韓琦有些擔心。

這也是感覺到了掣肘之後，範仲淹急於獲得權力的根本，所以提出了改變科舉，並且對於貴族的蒙蔭之類的，進行了一系列的限制。

實際上，之前的變法都觸及到了一部分人的權利，卻不嚴重，一直到了這個改變科舉。

科舉是北宋的大事，或者說，是唐之後，每一個王朝的大事，選拔人才，為朝廷輸送新血，改變朝廷格局，這些都要由科舉完成，可是這一次的改變，不管範仲淹是否動用私心，都極大刺激了文官集團和身後的皇帝。

每一個變法者，面對著掣肘，他們能夠做出來的選擇都是唯一的，用擴大相權，擴大權力，來獲得力量，不同的是，王安石成功了，他在新法的實行過程之中幾乎是一己之力，控制了整個朝堂，因此遭到了眾多大佬的反對，然後當神宗一死，高皇後掌權之後，直接一翻到底。

可是仁宗對於朝堂的控制，對於政治的敏感，遠在神宗之上，既然發現了問題所在，迅速淡化的處理，哪怕對於範仲淹，對於新法，還是保佑著很高的期許，可是他依然毫不猶豫的決定，放棄變法，迅速讓朝廷回歸到正常的環境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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